国内第一批炒股的人,都一夜暴富了吗?

ELLEMEN睿士 阅读:3756 2020-10-13 08:04:08

电视剧《大时代》里有这么一个镜头:郑少秋饰演的丁蟹望着一泻千里的股市大盘,神色惊恐,又强装镇定,说出那句经典台词:“不用怕,是技术调整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,中国内地开始试运行股票市场。随着国内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在上海静安开张,像丁蟹这样的癫狂在上海滩蔓延开来。

那时还没有装修高大上的证券交易所,也没有每秒自动刷新的股市大屏幕。券商搭了一个又一个简陋的柜台,看上去和菜市场卖肉的没有什么差别。股民们高举着交易委托单,挤破了头地往柜台里冲。

在利益驱使的狂热之下,有的人成就亿万身家,更多的人则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鲁迅先生有句话说得好: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,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?”那么,敢第一个用真金白银冲进股票市场的人,也自然是勇士,而且肯定有点东西。

有“中国第一股民”之称的杨怀定曾做过一个惊人之举。他来到上海静安证券门市部,简简单单撂下一句话:“现在还有多少种股票,多少数量待售的?我全要了!”

一句话震惊上海滩。

他的这份霸气并不是出自无知者无畏,而是出于敏锐的投资嗅觉。早在国内股票问世之前,杨怀定就靠投资国债成为百万富翁,人称“杨百万”。他来炒股,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。

山外有山,人外有人。在第一批股民里,还另有高人,用哲学指导炒股——他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博士李志林,师从当代著名哲学大师冯契。

平常人想象中的哲学博士,该是饮露餐风,不沾一丝红尘气,与纵横股海的投资大鳄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物种。但李志林却将象牙塔尖上的知识,拿了下来,应用到充满铜臭味儿的地方。

这样风格迥异的跨界,动机非常简单,就一个字,穷。一次,他去香港参加一个哲学界的国际会议,世界各国的知名学者济济一堂。中午休会时,主持人宣布,会议期间午餐一律自理。其它国家的学者从容地离开了会场,但来自中国大陆的他们却在会场门口排起了队,等主办方来发午餐费,因为他们没有钱。

当李志林与那些满头银丝、著作等身的国内哲学界泰斗一起排队,领取那份少得可怜的午餐费时,内心悲怆不已。他们明明满腹经纶,却只能等人救济。这个落差直接摧毁了他自以为是的清高。

于是,李志林一手拿着哲学辩证法这个法宝,一手拿着家里的存款走进了股市。并且,很快便成了上海股市中很有影响的人物。不过,大家尊称他一声“大户”,不仅仅因为他赚得多,更是因为他用哲学思维和老练的文笔写出的一篇篇股评。

那时的股市,没有分析师,也没有投资经理,只有一个又一个爷叔站在交易所的门口聊天,互相交流经验,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街头股市沙龙。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广东路上的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,通宵达旦都有人在聊股票,到了连车都开不动的地步。

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,股民们甚至还会把自己买股票的经验写下来贴在这里,好多人慕名而来,带上笔记本认真抄录,带回家好好研究。在这种情况下,一位哲学博士写的股评自然脱颖而出,成为大佬中的大佬。

他利用自己丰富的文史哲知识去判断股市的走向,懂得从新闻中摘取重要信息,这是当时很多泥腿子股评家远远比不上的。更重要的是,在成为大户之后,他也没有失掉本心,依然在为广大散户说话,还将自己独创的“战胜骗线”和“超限战”的看盘选股技巧倾囊相授,让广大韭菜不那么绿了。

现在的李志林,再也不需要在会场门口窘迫地等待别人的搭救,他自己就是会场里最大的大佬。他从哲学系跳到了经管系,做起了华东师范大学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。除了本职的研究工作,他每周都会受邀在全国20多个省市的30多家报刊上发表专栏股评。在中金在线这个网站上,他的股评总阅读量达到了2亿。毫不夸张地说,如果你炒过股,那么你一定读到过他的文章。

数十年来,中国股市历经了人人发财的2005,也有过几千万散户资金在刹那间灰飞烟灭的2015。很多人来了,亏了,走了,但李志林还在那里,屹立于股市而不倒,哲学之玄妙高深,诚不欺我也。

不是所有的股民都像杨怀定、李志林一样有足够的投资知识。有的人凭着一腔孤勇,秉着再也不要受穷的信念,冲入股市,生死由天。

李森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出生在典型的工人家庭,下面还有6个弟妹。12岁时,父亲因为偷税漏税被判刑3年,一家人仅靠母亲的40元收入,勉强生存。为了维持生计,每天放学后,他必须做的一件事,就是到菜场里去拣菜皮……

如何摆脱贫穷、走出困境成了李森发日思夜想的问题。八十年代,机会终于来了,国内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就在他家的对门开业了。柜台门前天天人山人海,谈论着股票的行情,空气里都似乎充斥了金钱的味道。

就在家门口卖西瓜的李森发忍不住了,悄悄问一个吃着西瓜的股民:“侬一天能赚多少钞票?”那人回答:“几千块吧。”这个轻描淡写的语气让李森发目瞪口呆。这么多钱,他得卖多少西瓜才能挣回来?

赚大钱的念头使人疯狂。他马上回到家,将压床底的5万块全部拿了出来,买了当时最红火的“小飞乐”股票。

都说“站在风口上,猪都可以飞起来”,这句话用在李森发的身上恰如其分。那个年代,整个股市只有八只股票,都是经过国家精挑细选才能上市,想买到一只赔钱的垃圾股都很难。而且,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神州大地,这个历史性的巨大利好让股票的价格只有向上,没有朝下。

转眼几个月过去,“小飞乐”股票的价位整整翻了好几倍。李森发一下子赚了7万多,他立马拆掉了他的西瓜摊,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股票。这可能并非冲动使然,毕竟,当年一套北京四合院也才5000多块。

像李森发这样看着别人赚钱眼红,就匆匆跑步进场的投资小白还有很多。他们也许根本弄不清楚股票运作的原理,但当看到交易所门口排起长队,也忍不住加入进去。

老股民老王还记得,当年他听说股票能赚钱,赶忙跑到静安区排队。交钱的时候,他被后面汹涌的人群紧紧挤在柜台上,胸口后来疼了一个星期。

随着股市发展得越来越成熟,炒股变成了一种技术活儿,而不是挤来挤去的体力活儿。投资小白越来越难从中获利,初中毕业的李森发对此深有感触:

“过去的股市,齐涨共跌,好做得很,而如今的股市,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懂。那些庄家的手法越来越诡秘,简直让人无所适从。如何从报纸上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,如何透过企业财务报表上的蛛丝马迹判别一个企业的业绩优劣,真是让人伤透脑筋。”

既然看不懂,玩不转,不如直接退出江湖,落袋为安。毕竟股票这种危险的游戏,小白能玩一时,但很难玩一世。

但能从股市全身而退的人,实在是太少太少。股民们都知道一句话:“赢的人想赢得更多,死的人想翻本,所以全部逃不脱。”

老股民杨卫国的故事最令人唏嘘。他和杨怀定一样,也有着投资的天分,早年卖国库券和外币,后来倒腾邮票钱币。于是,顺理成章地,上海股市一开门,他就第一个进场了。

前面几年,他如鱼得水。1994年是他的巅峰,他的总身价达到了3000万。那时候,静安区的房子也才只要十来万,他可以买上几百套丢着玩。但杨卫国不满足。这3000万来得太容易了,就像小孩子吹泡泡,不费吹灰之力,而且想要越吹越大。他想要成为亿万富翁。

不久,期货市场也开张了。杨卫国听说做期货赚钱更容易。于是,他调转枪头,进入了期货市场,买下了319国债。不幸的是,中国证券界赫赫有名的“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”决定做空这只期货,而杨卫国以148元的价格买多。双方用真金白银斗法,“中经开”往下压价,杨卫国再买;“中经开”一路打压,杨卫国死不悔改,一路买多。

就这样,在短短一个月里,价格下跌8元,滑到了140元,杨卫国的3000万输得一干二净,成了个彻底的穷光蛋。而这场声势浩大的“319”事件直接让中国证监会宣布暂停国债期货网交易。

平时,杨卫国并不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。即使在有了3000万身价后,他也是每天骑辆破自行车来交易所报到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,他也总是一碗咸菜面就打发了。有股民嘲笑他:“赚这么多钱,怎么还吃这个?”

他的回答很有觉悟:“吃好的有什么意思,拉出来还不都是屎?”也许,对他来说,奢靡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乐趣,但在浮浮沉沉的股海上乘风破浪,反而更刺激,更上头。

对他这样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人来说,一个月输掉3000万,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——他疯了。现在的他身无分文,妻离子散,精神失常。常常有人能在静安区的公园里看到他,破衣烂衫,蓬头垢面,自言自语,像是《天龙八部》结局时的慕容复。

从身价3000万的上海滩大鳄,到疯疯癫癫的公园流浪汉,见证了这一切的上海又多了一个让人无尽唏嘘的都市传说。

红红绿绿的股市,能让人圆梦,也能送人上路。有老股民回忆当年交易所大户室里的场景:每过一段时间,大家就会发现谁谁谁不见了。一去打听才知道,有爆仓跳楼的,也有消失躲债的。很多人前一天是一夜暴富的赢家,后一天便是血本无归的输家。

用这位老股民的话来说:“这里就是赤裸裸的绞肉机。”

尽管如此,像杨怀定、李志林、李森发这样一夜暴富的故事还是传遍了上海滩。上海顿时变成了“魔都”,为股票疯魔的“魔”。

在各大交易所门口,天天都是人山人海。穿着红马甲的是交易员,不穿的就是股民。人人都觉得,只要自己能挤到红马甲身旁,递给他委托单,就能发财。

他们挤来挤去,心情随股票价格跌宕起伏,命运交给上天随机定夺。

可最终发了大财的并不是付出了一切的股民,而是每天中午蹲在那里卖盒饭的摊贩。

撰文:Sue

编辑:Maa Lau

图片来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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